悉尼中央车站的活雕像

 
 
 
人生在流动,社会在流动,难道他的心理时空是凝固的吗?

有一阵子,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他。

他耷拉着脑袋,双目微闭,五指颤动,不紧不慢地拉着他的破二胡。

那是在悉尼中央火车站的地下长廊。每天早晨,我都脚步匆匆穿越长廊直奔百老汇,赶着上班。长廊很长很长,约莫要走十分钟。如果不是赶时间,漫步长廊绝对是一种享受。因为长廊两旁是色彩斑烂的现代壁画,每次你都可以读出不同的含意,嚼出无穷意味;一路上,更有三三两两的街头艺人吹、拉、弹、唱;各种风味的音乐响不绝耳,响彻长廊。

卖艺者时常变换着,鸣响的音乐也不断变化着。那天,忽然飘来一阵刺耳的二胡声,心里不免打了个“咯登”。循声望去,只见一位中国小老头蜷缩在长廊的一角,“吱吱呀呀”地弄出极不和谐的声音。那也是音乐吗?我为他难受。接连几天,总听到那令人寒碜的声响。他是谁?每次打他身边经过,心里总是纳闷。

长廊里卖唱的艺人,大多是具专业水准的艺林好手。你看那披肩长发的亚裔男子,手抱吉它,声情并茂,直唱得你心荡神摇,每次走过,我的身子总情不自禁左摇右晃,融入他的音乐节拍。那位土著的长竹筒,也吹得响亮深沉,吹得整个长廊如水泻山摇,浩气长存。还有一对乡村歌手,男的吉它弹得丝丝入扣,女的声腔唱得莺鸣燕啭,天衣无缝的配合令你如痴如醉如狂,忍不住为他们扔下几枚硬币。也有一个打洋琴的中国人,洋琴下摆着一对喇叭,放着配乐音带。他双手捏着两根竹棍,娴熟地敲打着,把世界古典名曲演奏得如音乐会的现场效果。瞧他那功夫,那架势,不用问,准是中国某乐团的专业乐手。

再听听那把二胡,简直是活受罪,有了上句没下句,跑了调离了谱。每次听到那一团糟的噪音,我都左顾右盼,下意识地看看周围的行人,生怕他们以为这就是中国的音乐,真有种让华人丢人现眼的感觉。

这老头不仅不是专业人士,那五音不全的水平恐怕连爱好者、发烧友、票友都称不上。他为什么斗胆献丑?

大凡街头卖艺的人,都有两手真功夫。尤其是中国人,无论写字绘画、唱歌跳舞、弹奏乐器的,在中国时大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在悉尼歌剧院前,达令港里,我曾见过几位拉小提琴的中国人,他们都出版了音乐磁带。而那为洋琴手,身旁就摆放着自己的音带售卖。这些中国艺术家,来澳后走上街头,一是为生活所迫,二是不甘放弃专长,他们是以自己的艺能去寻求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有一位华人吉它手与电子琴手,就踏遍澳洲的山山水水,弹奏着他们人生的旋律,演绎着生命的音符。

然而这位毫无艺术感觉的二胡老头,显然不是为了艺术兴趣为了寻觅艺术知音而浪迹街头,他以己之短与有专长者争饭吃,也许逼于生活的无奈吧!

那断断续续、颠颠颤颤的乐曲,虽然走了调,但我仍可依稀听出它是《江河水》、《东方红》之类的民谣。他大概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吧,他反复拉着六十年代那首家喻户晓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拉着那些悲悲戚戚、控诉呻吟的曲子,莫非他真有诉不完的苦?!无依无靠?孤寡老人?他那不忍卒听的生活颤音里,或许藏有悲痛惨烈的故事?

每次经过,我都想与他打个招呼,想找个机会与他聊聊,听他倾诉。旅澳的中国人,都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或成功,或失败,或平平淡淡,或碌碌无为,都有说不尽的悲欢离合,荣辱沉浮。多一份沟通,便多一份关爱,多一份激励。听他切身感受的倾诉,肯定会比听那二胡真实感人的多。然而他总是一个姿势,一副表情,不望行人,不说一话,低头拨弄那把破二胡,仿佛一座凝固的雕像。

长廊的艺人,大多演唱演奏得神采飞扬,不断与行人作感情交流。你望他一眼,他会点点头;你扔下硬币,他会说声“谢谢”;你若有兴趣与他搭讪,他也会乐意攀谈。有位东欧模样的老太太趋前与那亚裔吉它手嘀咕两句,吉它手竟停下弹唱,从琴盒上捡起一个硬币递与老太太。不是行人施与卖艺者,而是颠倒过来。老太太如雪中送碳一脸欢喜道谢着离去。

二胡老头永远没有这个场面。他不望不听,不言不语,重复着他的动作,反复弄着那令人汗毛倒竖的声音。

好一尊活雕像,一个中国落泊老人的缩影。

那一天,我忍不住掏出一枚硬币,“叮当”一声,硬币在他的琴盒里蹦了几下,他却毫无反应,仍一如既往埋头制造那不成腔不成调的噪音。

人生在流动,社会在流动,难道他的心理时空是凝固的吗?我真想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