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1969:留学生、公民身份与白澳时代

Michael William 原著
南上 翻译    张奥列 编写

 

上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华人的构成出现了新的变化。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华人基本来自中国广东地区,包括海南、香港以及福建沿海一带。悉尼最大的华人墓地——六福坟场的每块墓碑上,都刻着墓主的祖籍地,从中也可见证澳洲华人的来源地。这些华裔先人,以讲粤语为主。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争影响而来澳的华人,也有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但通过官方与非官方渠道抵澳的华人,大部分仍是来自中国南方说粤语的地区。

但上世纪50年代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变化的原因除了澳洲吸收了很多非英裔的欧洲移民进行战后重建,还推出了一个“科伦坡计划”。二战后,澳大利亚积极参加地区性建设,于1950年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援助亚洲国家的计划,加大对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援助等。按照科伦坡计划,亚洲国家的学生可以到澳大利亚留学读书,这从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冲击了白澳政策和种族主义思想。该计划面向非中国地区和非欧洲地区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或自费留学。但这些不断增长的亚裔留学生中,却有不少非中国本土的但祖籍中国的华裔。这些人主要是马来西亚华裔,还有来自新加坡、香港、台湾的华人。他们也带来了各种地方语言。

上世纪60年代的十年中,有近12000名华裔抵澳。尽管这些人以留学生身份来澳之后,一些人学成归国,但其中很多人留在了澳大利亚。他们通常毕业后与当地华裔或洋人结婚,或找到合适工作。根据1966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超过26000名华人居住在澳洲,将近一半是留学生或曾是以留学生身份来澳的。也就是说,留澳华裔学生,占了当时华裔人口的一半。

由于不断有更多的非白人进入澳洲,而且他们都接受过西方教育,有很好的工作,属于中产阶级,这令白澳政策(1901年实施的《移民限制法》)显得不合时宜。这一时期,华人在澳从事的工作更加多样了,不再是仅仅集中在低下层的粗重工作,而是出现了一批专业人士和白领工作。这一情况与1949年前,甚至50年代形成了鲜明对比。以前华人的职业选择面窄,许多人被要求从事特定的工作,也即只能做一些白人所不愿干的粗重低下、收入低微的活。

早在1972年与中国建交前,澳中之间的贸易已不断增长,以1967年为例,中国全部进口商品的12.5%来自澳大利亚,主要是小麦。贸易的增长也加强了澳洲与中国人的联系,也包括与来自中国的华人的联系。澳洲与华人的这种增长态势,也让人看到了白澳政策松动的因素。

这一时期,华人大学生及中产阶级与早期的华人处于不同的生活层面,所以并没有与澳洲唐人街的传统的华人社团有很多交流。Lee Siew Eng就是一位当事人,他当时还是个学生,他谈到悉尼唐人街不再兴盛,是因为大部分成功人士都选择居住在悉尼郊区而不是市区的唐人街。

然而,许多郊区的华人也从事店员工作,与唐人街的店铺无大分别,只不过其服务对象更为广泛,不仅仅限于传统的华人,还有其他社区的民众以及白人。举个例子,Stanley  Hunt和他的父亲,在西悉尼的奧本(Auburn)和马里兰(Merrylands)地区经营一间水果店。Hunt不仅服务于不同社区的广大民众,同时还雇佣了几个中国背景的店员。由于60年代澳洲购物中心和大型超市的出现,并迅速扩张,以及私家汽车的普及,许多小规模的家族小生意不断减少了。

传统的唐人街华人社区,持续封闭、孤立,使之成为悉尼的赌博热门地。因为文化的隔阂,市政府不容易监管;而华人长期离乡背井,单身者居多,孤独苦闷,喜以赌博消遣,所以许多非法赌博室悄然隐蔽在逼窄的唐人街内。这为许多人包括非华人提供了聚赌的便利。而前任新州州长阿斯金(Robert Askin)也是其中之一。

阿斯金曾是唐人街“赌王”Henry  Lee  Young的故友。Young从最初在德信街(Dixon)经营Hop War洗衣店及一间高级蔬果店,再到经营一家赌场,他之后开始经营德信餐馆(德信街51-55号)并重新开设赌博室(德信街64号)。1967年,当三名高级警官在德信街33号的赌场吃饭被人认出来后,阿斯金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处理赌博问题。

不仅新州警察与赌场经营者关系密切,移民局公务员与华人侨领的关系也一样密切。

Tony Palfreeman回忆道,“当时在野党领袖Calwell,以及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的移民局人员,常出入华人餐馆、看京剧。”他曾在唐人街太原楼(tai yuen)这样的中餐馆吃午餐时遇见过Calwell。

正如以上所述,在Calwell和华人之间,有着这样爱与恨的微妙关系。Calwell拒绝与任何人保持近距离关系,但他好像对Billy Liu(刘)及其同事特别友善,见面时会相互拍拍对方的后背说,“很高兴见到你!”而且还会说一下俏皮话,甚至会一起说着粗话。不用说,他们就像最好最密切的朋友一样。他们坐在一起吃午饭,总是刘来买单。

Calwell也觉得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是华人社区的常客,也是刘买单的。他们会坐在饭桌上讨论所有事情,一直在谈关于移民政策收紧的问题。这是他们总会提起的事情,因为这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Calwell是个很固执的人,没有什么能轻易改变他,但他仍乐于接受华人的款待。所以这点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似乎Calwell的行事风格有如精神分裂般。他对华人社团好像很友善,但他担任移民部长时,在堪培拉又会签署驱逐令,把华人餐馆的这些不合签证或签证过期的厨师及厨房杂工送进拘留所呆上一周多然后遣返,或诸如此类的行为。所以说,这种关系很微妙,很难去捕捉他们之间的联系。

外人很少知道,这些移民局官员对于在澳华人的权利,和对当地人是不一样的。正如那些来澳读书学习的留学生所付出的努力,与澳洲出生的同学的待遇是有差别的一样。这种对华人的不公正,也是当时的大气候,并且催生了一种表面礼貌但骨子里瞧不起的态度,对外来文化视而不见。例如,当Christine Ramsay以留学生身份来澳就读阿德莱德高中时,她是班里的仅有三名华人之一,她被大家忽略,以至没人关注到她其实是来自新加坡的。

李润辉(Francis Lee)是上世纪60年代早期从香港来澳读书的留学生。他的父母为其出国准备了所需文件,包括给移民局的“喝茶钱”。为此,像大多数香港人和广东人一样,他们依靠在澳洲的“远方表亲”从中打点。李润辉乘船前往澳洲,因为当时比坐飞机便宜。同船的一些从中国来澳的俄罗斯难民搭三等舱,而大部分中国人则在二等舱。李润辉上大学时,还得利用整个学校假期在一家中餐馆打工,餐馆是他母亲的同村老乡所经营。他也目睹过他的表叔“达”(Tat)由于工作签证过期多滞留一年而被突然拘留。“科伦坡计划”的学生们,即使想留在澳洲,仍然必须先学成回国。而像李润辉这些自费留学生则不同,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合法留下。李润辉学的是工程学,毕业时他应聘新州公务局并被该局工程部录用,留在了政府部门。多亏了澳洲居留政策的改变,特别是针对非欧裔人士的放宽,他才能在1968年申请到公民身份。尽管如此,他的上司仍然不给他升职,仅仅是因为他是华人。

1966年后,澳洲推行新政策,凡居留满5年者便可入籍成为公民。而来自欧洲的人和来自非欧洲的人,在公民权上变得平等了。这又一次消弱了白澳政策。尽管在澳华人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参与对白澳政策的消弱,然而,刘光福(William Liu)却为此扮演了重要角色。举个例子,他密切参与了反对白澳政策的活动,协助推进1960年“移民肤色问题”的改革方案。

刘光福是澳洲商人,1921年曾在广州晋谒孙中山先生,回澳后担任国民党部英文秘书。澳洲公民协会1958年成立,之后每年举行大会,刘光福必以书面提出改善华人待遇的各项建议。他经常上书澳洲总理、总督甚至英国女王,力陈澳洲对华人待遇问题,因而被人讥其好事而不自量力,然而他全然不顾。尽管刘光福对澳洲华人社区在改变白澳政策上的直接贡献或许微乎其微,但若看到他的协助所带来的改善,在更广泛的社区中仍有很多人认为其影响巨大。

刘光福称,当时在澳的多数华人都倾向于保持低调。“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持久的抗争。华人对此虽有着强烈的共识,但他们不敢参与进来,不会为此抗争。可能你会想到一个最糟糕的名字,怕被人称为共产党。我却无所谓,必须像我一样无赖一点,这样就免疫了。”

直到1968年,刘光福积极参加公民权年会的提案仍被驳回。然而在1965年,澳大利亚自由党就开始着手废除白澳政策。第二年,Harry  Chan(陈)出任了达尔文市市长。尽管如此,霍尔特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改变,引来了很多抗议信。1966年,霍尔特总理还是作出了如下的改变:

首先,根据决议,来自非欧州地区有临时居留权的人,可以无限期选择留在这里,在申请澳大利亚国籍前无须等待15年的永久居留权申请,而可以在居住5年后提交入籍申请。这一改变,结束了政府屡遭个人和家庭批评的状况。

第二项决议是,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条件,认证是否具适合成为定居者,是否具备融入澳洲社会的能力,以及他们拥有的学历是否能对澳大利亚带来正面作用。具备以上条件,申请人可以在5年后申请永久居留。申请人可以携带直系亲属首次来澳。

这些白澳政策的改变,包括取消申请退休金、残疾人补助金及寡妇津贴所需要具备公民身份的限制,应该说这政策主要是对土著的认可,是在不同层面上对澳大利亚社区平等性的改进。虽然华人不是唯一的或主要考虑的群体,但是从中受益很多。推动这些改变的重要的一个案例,是1965年的斐济印裔Nancy Prasad。

虽然1966年后移民问题的变革不再受关注,反对越南战争和妇女维权问题已成为当时游行抗议的主题。但移民议题仍在讨论中,1968年通过了一份解决亚洲移民配额问题的草案,声称“人们对种族间互婚的态度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这表明了主流社区对亚洲移民人数增多的恐惧感正在降低。不过该议题仍在讨论当中,1968年一份关于亚洲移民的呼吁声明写道,“对于不同种族间的婚姻态度迅速改变”,预示了亚裔移民增加而社会敌视降低的征兆。

比政治因素更重要的或许是战后移民计划本身。

正如James Jupp解释的:“对白澳政策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947年出台的非英语母语欧洲移民的大范围移民计划。起初是想通过这些欧洲移民来补充英国移民,以维持白澳政策,然而,这些欧洲移民们从文化上,和来自英国的移民是有区别的。联邦各州政府逐步从社会同化论转移至多元文化,尽管直到1973年才在全国范围内生效。这些方法让非英语母语的欧洲移民,不再变得和英裔澳洲人模糊不清。随着移民人群组成开始向中东地区延伸,以及和土耳其在1967年签订协议,对于白澳政策的文化理论变得站不住脚,使得该政策体现的种族歧视变得赤裸裸,最终令白澳政策正式取消。”

截至1970年,一份总是致力于吸纳澳洲移民的澳大利亚公民权报告称:“唯一牵涉到情感的政治问题就是亚洲移民,是一个独立的议题,我们从未讨论过。”在未来几十年应该讨论更多这类议题。

实施了70多年的白澳政策,终于在1973年,被惠特兰姆领导的工党政府正式终结,并于1974年实行《澳大利亚公民法》,取而代之。